11月20日，万玛才旦导演的新片《气球》正式公映。在此之前，这部影片已经去了包括威尼斯在内的全球60多个电影节，并拿下11个奖项。不少影评人评价说，这是“万玛才旦最好的电影”。
电影的“好坏”见仁见智，但这也许是万玛才旦最“好看”的一部电影，节奏流畅，矛盾冲突清晰，人物的两难抉择，即便并非身处藏地有着文化壁垒，也绝不会难理解。
比起上一次《撞死了一只羊》里庄周梦蝶式的哲学迷思，《气球》里人物的命运现实，具体而不失余韵悠长。
《气球》海报
灵感缘起于多年前万玛才旦在北京求学，路过中关村，看到空中飘过一只红气球，觉得气球飘在天空中是太适合电影的意象。当时他已经写了许多小说，对他来说，创作可以缘起于多种多样的灵感，有时候是生活中的一段小对话，有时候是急切表达的一些想法，也有的时候，就只是一个意象、一个画面。
“气球”是个好意象，能承载童真，承载对遥远的向往，以及一戳就破碎的脆弱。许多导演都拍过气球，侯孝贤有《红气球之旅》，帕纳西有《白气球》，万玛才旦把红白气球的意象结合在一起，催生出一部电影。
《气球》剧照
影片一开始出现在牧羊孩子手里的白气球，其实是藏民达杰家的娃偷了父母的避孕套吹成的。透过这个“白气球”看到的羊，则带出了人和羊群在生育上截然不同的两套价值体系。而影片海报上，大大的红气球重合在女主角卓嘎隆起的肚子上，慢慢涨大的气球又切合了女性孕育生命的意象。
《气球》海报
这是一个关于女性、生育和信仰的电影。万玛才旦的电影里第一次将视角聚焦在一位女性人物——卓嘎怀孕了，第四个孩子对已经有三个学龄孩子的牧民家庭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负担。而另一方面，影片从一开始就铺垫着另一条与藏族生活息息相关的线索——卓嘎的大儿子被认为是已故奶奶的转世，另外两个孩子则追问着爷爷以后的转世会去哪里。卓嘎怀孕后不久，恰巧撞上了爷爷的丧期。上师预言爷爷会转世回自己家，丈夫满心欢喜，而并不打算留下这个孩子的卓嘎陷入两难……
而几乎贯穿到他至今每一部电影的那份关于传统与当代，古老信仰与现代文明的碰撞，在《气球》中仍有延续。依然尖锐，但更沉淀于生活本身，不像最初《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和《老狗》这“故乡三部曲”那样，更明确集中地去确立某种矛盾并加以探讨。
《静静的嘛呢石》海报
万玛才旦在采访中说起当年拍《老狗》，用词“惨烈”，而如今创作中虽然依然带着一贯的印痕，却已经和自己来时的故乡一样有了一份对两种文化、文明相互影响交融的“习惯”，“藏区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大家慢慢都已经适应、习惯了，并不会刻意去注意，偶尔会有点冲突，就像卓嘎这样。”
万玛才旦出席上海的路演活动
“现在的年轻人很幸运”，万玛才旦回想起自己最初拍片时的艰难，很难找到资金，胶片要省着拍，一开机就为天气焦虑发愁。如今已经在国内多个电影节相继成为评审、导师的万玛才旦也会感叹，如果自己是成长在如今这样的时代，应该就有些不同。
《塔洛》海报
德格才让、万玛才旦、松太加
电影上影前，万玛才旦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对话】
我爷爷坚信，我是他舅舅
澎湃新闻：“气球”这个意象最初是怎么和藏地关联起来的？
万玛才旦：就是特别直觉地被这个意象吸引。那时候是在电影学院读书，去民族大学见朋友，就走到中关村，也是这样一个秋冬交替的季节，看到一只气球在风中飘，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当时就展开了一个联想，其实首先想到的是那样一个结尾，就是现在开放式的结局，两个气球，一个炸掉，一个从小孩手中脱落，飘向天空，越来越远。这样一个画面就是占据了我的脑海。我希望它是跟藏族是有关联的，就想到白气球也就是避孕套，这样的经历在小时候也是经常能听到的、能碰到的。同时我希望这样一个故事也是在讲一个困境，信仰和现实之间，处在这样一个两难中的这样一个女性的困境，所以故事的重心会落在女性主人公卓嘎的身上。又加上一个特殊年代的这样一个设置，会涉及到很多现实层面的问题。
澎湃新闻：电影里除了女性关于是否打胎的两难，从爷爷到孙子辈其实跨了三代人，不同代际的人面对的宗教、传统和时代的冲突以及现实困境，是不是也融入了你对当下一些人处境的观察？
万玛才旦：对，一开始构思人物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人的设置，老人他是坚信轮回的。故事发展下来，老人会去世，所以电影从一开始就在铺垫，大儿子身上有个痣，根据这个痣的一些认定是奶奶的转世之类的。像丈夫达杰这样的人，他不像父亲那样死守传统，在电视上看到试管婴儿觉得是“世界末日”，他能够接受一部分的科学，但到了自己身上，他还是会选择传统。包括尼姑妹妹这样一个人物的安排，对姐姐的处境有对仗有一个强化的作用。她同样是一个女性，一方面受过伤害，另一方面她在面对姐姐的问题时又是极为传统和保守的。包括她自己选择出家，但面对尘世情缘又有放不下的一面。这些女性都是非常懵懂的状态，有觉知但是又不是觉醒。
妹妹和姐姐
澎湃新闻：近年来，关于女性的各种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广泛讨论，当这个议题放在藏地，会有哪些特别之处？
万玛才旦：它有一些共性，比如第四个孩子来的时候，其实对这个家庭是非常大的负担。而且卓嘎从一开始就去找医生希望做结扎手术不想再生。也会有一些特殊，比如信仰的问题。在藏区，一些孩子出生，会被认为是某个人的转世，刚好赶上家里老人的去世，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进退两难。卓嘎会有一些怀疑，这其中有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有对于信仰的怀疑，但还不是全然理性的那种知识分子式的反思，她是不彻底的。
澎湃新闻：信仰和现实、传统和当下的矛盾，这些其实在你所有的电影里都是贯穿的主题了。你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有困惑于这些矛盾的阶段吗？
万玛才旦：那太多了，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比如从小我爷爷就坚信我是他舅舅的转世。舅舅是个僧人，读过书。我爷爷因为相信我是他舅舅，小时候对我特别好，也总跟我说我后来能上学、能成为一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都是因为我舅舅有一个前世的积累。我在幼年没有其他的知识体系参照的时候，在那个观念之中长大，那些东西是让你坚信不疑的。后来走出去，有了其他的参照，才慢慢会有了一些反思。后来也是一路的成长里对自己的身份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后来才写了像《乌金的牙齿》这样的小说。
看你的电影搞得我们很尴尬
澎湃新闻：和你早期的故乡三部曲比起来，近年来的几部创作从《塔洛》开始，在影像的风格和形式上都似乎更“用力”了一些，这种转变是不自觉的还是有意为之？
万玛才旦：其实就是每个内容要找到最适合它的形式。形式就是内容的一部分，虽然我也并不是那么的形式主义，说“形式即内容”地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但确实形式是内容的一个部分，所以从《塔洛》到《气球》，它们有不同的镜头风格，跟内容是有关的。
像塔洛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处境，他孤独的状态，他的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他就特别适合有那样黑白影像的呈现。像《撞死了一只羊》，它是一个意念为主，有一点抽象的这样一个电影。构成上它就适合那样比较浓烈的色彩和摇晃的镜头，它涉及到灵魂，以及展示生死的这样一些可能比较虚无的东西，所以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是特别适合这个故事。
《撞死了一只羊》海报
澎湃新闻：从最初的“故乡三部曲”到近年来的创作，大家会觉得都还是有非常贯穿的某些冲突的主题，你自己觉得与以往的电影相比，这次的表达有何不同？
万玛才旦：肯定有。我觉得比较剧烈地表现冲突的阶段，我在“故乡三部曲”那就已经表现完了，而且那种表达是已经到了非常惨烈的地步，今后应该也不会太涉及。虽然后来这些作品表面看起来跟之前的表达是有关联的。但发生在当代的故事，肯定会涉及到这些东西，包括也会涉及到信仰层面的东西，你不可能把它绕过，但它是自然地带到，没必要回避。
澎湃新闻：你对“故乡三部曲”的表达用了“惨烈”这个词我还挺震惊的，那么为什么现在变得温和了？
万玛才旦：我在想是现在大家对于那种碰撞习惯了，大家身在其中也找到当中的一种平衡，也没有像一开始那么去在意冲突感。有些人适应了，有些人麻木了，有些人平衡了，有些人“淘汰”了。
《气球》剧照
所有的创作都不是刻意的
万玛才旦：对，我有这个考虑，应该这两年就会拍。
澎湃新闻：关于藏族这个“标签”，对你来说很重要的就是带起了一波“藏地新浪潮”的导演，他们一开始都是和你一起开始拍电影的伙伴，如今纷纷扛起导演大旗有了这个“浪潮”，我有点好奇这是一开始就有意为之的一种“布局”，还是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
万玛才旦：出发点肯定是有意为之，你希望有团队嘛，要不然那么多人来北京干吗对吧。逐渐的随着作品一部部拍出来，在国内外获得了一些肯定，也慢慢地激起了藏地电影的热潮，算是有很多年轻人都希望拍电影，想做和电影有关的事情。所以大家去学习电影，慢慢地作品质量上就显得相对好一点，就有了这样一个群体的，相对群体的力量的呈现。那之后这样的群体的主创的成熟，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了。它不是一个针对某一个创作方向或者方法，所以被归类或者总结、称呼为一个“浪潮”，那是一开始肯定没想到的。
澎湃新闻：这样一个群体的形成，在今天的中国电影市场上会让你就比起从前来说没有那么孤独吗？
万玛才旦：孤独……对，这样一个群体出现，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肯定是不会太孤独。你本身的那种孤独，我觉得是跟人本身还有跟创作本身有关。但某些孤独我觉得是被修复掉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大家逐渐看到现在打开一个局面，比如说从《静静的嘛呢石》到《气球》，包括其他藏族导演的电影出来，大家其实对藏地的电影，有一个逐渐的认知的过程。我觉得我们都在做一个铺垫的工作。一些影片进入院线系统，很多的人看到，然后票房也逐渐有了相对不错的表现，对他们也是一种信心，另一方面市场对藏地电影也是一种认识，肯定之后是会容易一点好一点。我觉得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很艰难，但是有了过去的基础之后，对后面的工作，包括后面的这种群体的力量的崛起，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气球》剧照
澎湃新闻：看到不少评价说《气球》，这是截至目前万玛才旦最好的一部作品。这个说法你自己认同吗？你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高产的状态，对未来的创作还有什么样的野心？
万玛才旦：这只是一个说法，我自己对这些没有什么概念。我对我的片子也不会有偏见，所有的创作都不是刻意的，比如说这次大家说好像拍的是一个女性主义的电影之类的，或者《撞死了一只羊》也是说是风格转变之作什么，我都没有很在意这些说法。创作上当然还是会有一些调整，逐步在继续成熟，但不会做根本的大转变，我觉得我在学电影的时候已经30多岁了，很多东西已经成熟了。
反正创作层面讲，我觉得依然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拍一部电影，或者写个中篇小说都差不多。创作的本质的东西，还是有很强烈的表达欲望。但是电影涉及的事情很多，不可能让你那么顺利地完成每一次创作，我觉得我的产量也不算多。
校对：施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