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kob是土木工程出身，曾业余在柏林国家歌剧院合唱团演唱。2015年，他第一次踏上中国，是去上海和南京参加合唱团汇演。那时的他还并没有留意到曾祖父的照片，但这次旅行为他留下了特殊印象。Jakob回忆道：“中国的气氛很轻松，一切都很开放，每个人都很友好；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齐聚一堂，共享艺术之美。那种氛围真是奇妙。”
1961年，Horst和另外两名医生应邀前往中国进行交流，他们会见中国医生，参观医院，观察当地卫生条件。Jakob说：“虽然曾祖父没有拍过很多医疗场所的照片，但从一些照片中，不难发现与医学的关联。每当他在街上看到与卫生有关的事物，他都会随手拍下。这是唯一的线索，能让我从照片中了解到他所从事的行业。”
Horst的中国访问是在1961年1月和2月，也就是柏林墙竖起的几个月前。当时，东德人仍然享有出国旅行自由，可以前往西欧国家，但大多数东德人选择东欧集团国家作为旅行目的地。这是因为东德的货币在当时并不坚挺，不能自由兑换，让国外旅行变得举步维艰。而前往中国这样遥远的东方国度，更是难以想象的。也因如此，Horst的中国行并不轻松，他和另外两名医生先是乘火车到莫斯科，然后又坐飞机去天津，中途还有在外蒙古短暂停留。
Horst的那次中国行正值大跃进时期。这是一项经济计划政策，旨在加快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强国的转型。然而，该计划产生了反作用和悲剧性影响，不仅打击了中国经济，更使其不增反降。农村的情况最为糟糕，在人为失误、误导性的农作物报告和自然灾害的共同催化下，一场前所未有的饥荒降临，造成数千万人丧生，酿成“三年大饥荒”的悲剧。
这段历史在Horst的照片中并没有直接体现，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痕迹。Jakob解释说：“当把城市和乡村照片的分开来看——从城市角度，你看不出大饥荒正在发生，这是因为当时城市仍有来自乡村的粮食供给，”据历史记载，农村公社为了能持续获得政府官员们的青睐，虚假上报农作物产量，描绘了一幅粮产丰足的盛景。于是，根据再分配计划，农村的大部分粮食都被征收送往城市。而之后，当农村公社迫不得已只能如实汇报他们无法再提供粮食的状况时，政府却断定农村谎报，并采取强行征粮的措施，最终导致农村人口几乎没有余粮的情况发生。
Jakob以一张照片为例并解释道，“照片里，一群孩子在田间作业。在没有任何成人看护的情况下，孩子们必须确保收割工作达标。而同时期另一张照片中，三位德国科学家坐在酒店中，正享用丰盛的晚餐，”他强调，这样的晚餐在当时并不常见，农村的艰苦和城市的丰足之间的对比可见一斑。
然而，即使是在城市，也有明显的物资短缺迹象。Jakob展示了另一张照片，几十人在一家煤炭店门口排成长队。这表明即使是在城里，基本物资和商品也曾出现过供不应求的现象。
尽管条件艰苦，但那次中国行却给Horst留下许多积极的印象。祖母曾告诉Jakob，在曾祖父心中，中国人友好、冷静，而且非常诚实。Jakob笑着说：“我的曾祖父总会谈起，一次他在中国火车上忘拿领带的经历，他坚信，如果他回去找，领带一定还放在原处，因为没人会拿。”Horst对中国人民的信任甚至延伸到了医疗领域。访问期间，Horst某天突发剧烈牙痛，可他在中国不认识牙医，于是果断尝试传统的针灸疗法。而在当时许多西方人眼里，针灸并非正规疗法，其往往被冠以偏见。
在Horst的照片中，还有一点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人的穿着。照片中没有出现欧洲的时尚痕迹，也没有旗袍之类的中国服装，就连后来数年里大热的中山装，也没有出现。相反，大部分人都穿着朴素，未经剪裁的唐风夹克、军大衣、宽松的裤子和棉质布鞋——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城镇还是乡下。
然而有些位置就很难找得多，比如胡同，和其他老式居民楼。“这些地方往往都位于市中心，变化巨大，”Jakob说，“你看今天的北京市中心，到处都是新建的高楼大厦。人们认为老建筑过时了，所以很多就都被拆除了。”
为了找到发生巨变的地方，以及那些隐蔽于城市的角落，Jakob采用了一套有趣的方法，那就是去找当地的老人聊聊：“我会把照片给街上老人看，询问他们是否认识这些地方，”他说，“一些老人还记得，他们会立刻为我带路。有时还真一下子就找到了。”
一些地方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大型现代建筑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Jakob说：“一些地方也许会发生变化，但终究可以找到。而变化太大的地方，我无法辨认，无论换作谁去找，可能都不会再找到了。”
相比之下，有些东西则几十年如一日。那里的生活依然如旧，仿佛没有受到任何时代的影响。Jakob说：“我开车走访了许多地方，去了四川的一些偏远地带。在那里，我找到了旧日影像里的生活。”但他也知道，这样的状态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即便在这样的地方，也有现代化的迹象，通常都是被当地旅游业带起来的。他接着说：“大多数人会选择牺牲传统和文化来换取大众旅游带来的收入，这很令人惋惜。”
此外，Jakob还发现其他一些变化，例如，城里一些老建筑正上方的牌匾，如汉字、龙的造型和带状浮雕之类的装饰，统统不见踪影。少了雕饰的建筑，平添了几分实用和普世性。最明显的，是街头生活的变化，1961年的照片里，人们常在人行道上嬉耍、阅读，还有的人在公共场所晾衣，在街道、公园里练气功。现如今，尽管这类场景在中国仍然可以看到，但缘于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和社区现代化，这样的景象越来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跳广场舞的大妈、和整齐化一的街道。
他说：“1961年，街上到处是人，生机勃勃。倘若把这些照片综合起来看，你会感受一个完善的人文社会体系。”他随即翻开一张照片，上面是一条热闹的街，有很多行人，自行车和人力车来来往往，其中一个年轻人拉着一辆装满麻袋的推车，整体传递出一种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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