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王锡彤是河南汲县（今卫辉市）人，早年一心问学，是耻于言商、耻于言利的中州著名理学家。40岁时，经友人推荐，就任禹州三峰实业学堂山长，并兼任河南禹州三峰矿业公司经理，从此进入实业界。
1909年，成为袁世凯的幕府，并协助著名实业家周学熙打理京师自来水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天津华新纺织公司等，颇有才干，成为中国著名的实业家。
怀揣实业救国梦，王锡彤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华新公司扩大规模，想要扩建分厂，王锡彤为回报桑梓，力主在名不见经传的卫辉设一分厂，当时他手无分文却认购巨股，为增资、选址和购买机器四处奔波。建成投产后，却因军阀混战、工人罢工、日军侵吞和国民党接收而亏损破败连连。新中国成立后，卫辉纱厂旧貌换新颜，成为近万人的大型企业。这大概是王锡彤创办之初所没有想到的。
（现在华新的大门）
卫辉招股不容易，机器决定全用美国造
1921年7月23日，当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的时候，王锡彤正在天津为卫辉纱厂的招股工作忙得焦头烂额。
13天前，他组织华新公司卫辉纱厂召开董事会募债集股。根据华新公司总理周学熙的建议，卫辉纱厂和唐山纱厂各再增添万锭机器。周学熙还决定，将其所办模范纱厂的机器转移到卫辉纱厂，再增添美国机器万锭，将整个卫辉纱厂的机器都使用美国机器；而卫辉纱厂的机器则转移到唐山纱厂，让该厂的机器都使用英国机器。两个厂都扩大生产规模，是为了更容易募债招股。唐山纱厂因为离天津近，准备扩增到220万股；而卫辉纱厂因为离天津远，准备扩增到280万股。
但卫辉纱厂招股并不容易，除了官商股外，准备再募债180万元，让中国实业银行担任借款。借款未还清之前，由中国实业银行全权管理。其管理人双方都推荐周学熙来担任。还议定合并唐山纱厂、卫辉纱厂管理处统一管理，这样显得气势雄厚。在董事会上，王锡彤被推荐为借款的代表人。
（华新纱厂的老房子）
一天后，华新总公司和卫辉纱厂董事开了联席会议，最终决定发行债票180万元。
王锡彤明白，卫辉纱厂现在招股十分困难，因为他面临着两个不利的因素，一个是骤变的时局，另一个则是预订的纺纱机器迟迟不到。
兵灾与灾害对创业极为不利
就时局而言，早在当年7月初，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决裂开了战：曹锟、段祺瑞战于涿州；徐树铮兵逼天津，又被奉军击退；吴佩孚攻打湖南的张敬尧，又把河南的赵倜赶走。战事一起，政局动荡，铁路不通，百姓深受其苦。
卫辉纱厂所在地汲县（今卫辉市）则遭受双重灾难：一个是兵灾，另一个是灾荒。12月9日，王锡彤便接到弟弟王锡龄的来信，说卫辉驻兵发生了兵变，他们逃到了乡间；随后，弟弟一家老小辗转来到天津；次年4月18日，他又接到来自卫辉的电报，说卫辉成了战场，卸任的师长抗拒督军直接开了火，纱厂的同仁处境十分危急。
6月10日，他乘京汉铁路回卫辉查看纱厂建设工程时，得知武昌又发生了兵变，烧抢了一夜。兵变士兵被督军诱到孝感，被全部击毙。车过孝感时，可见被枪毙的士兵尸身累累。战争加上不时的兵变，对于创业之初的卫辉纱厂极为不利。
汲县所面临的另一个灾难，则是灾荒。9月16日，儿子从汲县过来告诉他，河南发生了大灾荒，赤地千里，“怵目惊心，流亡载道，有鬻儿女者”；10月8日，他回到汲县视察灾情，发现“诚为不轻，但较余所历之光绪三年尚相去甚远。”“所苦者，近处无米可籴耳”。河南包括汲县是棉花的主产地，但人民流离无心生产，对卫辉纱厂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预订的机器英商想退掉合同
卫辉纱厂招股难的另一个不利因素是预订的机器迟迟不到。1919年8月27日，王锡彤与英商凯卫伦商谈购买唐山纱厂、卫辉纱厂纱机之事。9月4日，双方签订了购机合同。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王锡彤字斟句酌，仔细研读设备各附件中的中英文资料，尽量压低价格，并和周学熙共同提出要在合同中写上“衍期议罚”的条款，使谈判几近决裂，最后因为凯卫伦急于卖纱机，最终加入了这一条款。11月25日，凯卫伦找上门来，以欧战尚未结束，纱机运输不易，想要赔款毁约。王锡彤严驳不允，并催速绘机锭部位图，以便建筑厂屋。12月初，还亲赴上海、无锡调查纱厂，并在上海会见泰和洋行大班，催促绘制机器部位图，以尽快招致工程师建厂。1920年7月28日，凯卫伦又找到王锡彤要求退掉合同，王锡彤严驳不许。1921年3月17日开棉业公会时，获悉因英镑价格骤涨三四倍，之前所购机器亏损太大，他赶紧派人找英商共商补救办法；22日和31日，仍在催促速运机器，并允诺延期的罚款好商量，但直到7月份，机器还未运来。这多少会影响卫辉纱厂的招股工作。好在，他们做了调整，决定卫辉纱厂使用美国机器。
王锡彤力主在卫辉设厂
卫辉纱厂是华新公司继天津纱厂、青岛纱厂、唐山纱厂之后的第四个纱厂，与唐山纱厂算得上是同期建立。决议设立该厂时，不少股东还不知道卫辉这个地方，反对的人并不少，但由于王锡彤的坚持，还是设立了。
卫辉纱厂的选址，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1919年6月3日早上8点，王锡彤来到彰德（今安阳）袁林，坐上了京汉铁路的火车回卫辉。在车上，巧遇了河北道尹范鼎卿，就跟他说了想在卫辉建造一座纺纱厂的事儿，范鼎卿听了觉得极有益于当地，便极力怂恿，还承诺会提供各种帮助；到家后卫辉府县知事奎星潭听说后也是极为热情。
6月4日早晨，展谒过高曾祖考墓之后，在返回的路上，王锡彤沿着卫河两岸考察可以建厂之地，认为只有旧日演武厅一带的官地，就是现在改为道尹种苗圃的那个地方，是最好的建厂之地。
（卫河桥，卫辉纱厂建在卫河边，方便用水）
此处距河不远，用水方便，又靠近城关，工匠往来方便。在京汉车站道清车站之中，搬运机器货物将来建设一条小铁路距离还不算远。此时这里还是旷野，地价不算贵，如果苗圃长势不好，买下这块地也不算难事。但在这建厂首先顾虑的是烟囱建成以后，可以直照徐世昌大总统的祖坟，若不事先征得徐家人的意见，恐怕会有大麻烦。
午后，范鼎卿邀请喝酒，给他说了苗圃地的事儿，他痛快地答应一切都愿照办，并把王锡彤狠夸了一通。范鼎卿在河南当了多年的州县官，所到之处官声不错。他知道兴建纱厂对卫辉的百姓好处很大，所以要想尽办法让王锡彤快点建。
王锡彤也是马不停蹄。回到天津，他便在8月24日，召集兴华资本团（华新公司成立的棉业资本团）的董事们召开董事会，议决唐山、卫辉两纱厂的创办，并要当场集股。华新公司总理周学熙主张，当天股本达不到半数就不能举办。而唐山、卫辉两纱厂股本额定80万元，纱锭12000枚。说起来，唐山纱厂距离天津较近，且是启新洋灰公司主办，集股启新就可以解决；但卫辉距离天津有上千里地，许多人都不知道它在哪里，集股的难度可想而知。王锡彤考虑再三，认为卫辉是自己的家乡，即便纱厂不盈利，但还是有益于家乡，更何况纱厂正处在勃兴的开始阶段，卫辉收棉花比较容易，售纱也不难，盈利还是很有把握的。如果自己不带头认下巨股，纱厂成立恐怕就遥遥无期了。为了不错过这个机会，他便慷慨地认下10万元。加上唐山纱厂认下的2万元，他认下了12万。但其实，他手中并没有一分钱，因为之前在天津纱厂认下的40万元已经有不少人争购，他才有冒险的勇气。
又过了7天，兴华资本团再开董事会，决议推选唐山、卫辉两厂的专务董事。王锡彤被推选为唐山纱厂的专务董事，徐友梅被推荐为卫辉纱厂的专务董事。卫辉纱厂的资本以徐、王两家为首，王锡彤不能兼顾，所以只好让徐家的人来出任了。徐友梅是时任大总统徐世昌的弟弟，在清朝时做过道员，进入民国后当过督办濮阳段黄河河务的河工。他哥哥现在当了民国的大总统，他这个弟弟为了避嫌，便弃了官来经商，但他在商界没多少阅历，如果王锡彤不帮助他，他不愿去担任什么专务董事。当然，王锡彤不会拒绝他的要求。
为了让徐友梅心中有底气，12月16日，王锡彤拉着他跑到卫辉，前来考察厂址，“顺便”让他看看将来厂房的烟囱会不会影响他家祖坟的风水。徐友梅说，他已经找了不少风水先生看过了，不但没有违碍，而且还对祖坟很有益处。
王锡彤这才放下心来。要论祖坟距烟囱的远近，他家的祖坟其实更近，但他觉得没啥违碍的，他也没有找风水先生看过。考察完厂址，陪同的河北道道尹范鼎卿和卫辉知事奎星潭传集当地地保严加申谕，说设厂之始，如果临近的土地有愿意售卖的，不准抬价居奇。
回到天津后，王锡彤拜访周玉老时，说起在卫辉设厂之事，周玉老脱口说出厂址应选在卫河大石桥以下的南岸为好。周玉老曾奉命勘察过河南水道，在卫辉驻扎过几天，对卫河比较熟悉，他的建议正与王锡彤相同。王锡彤作为卫辉人，也是考虑了很久，才选定这个地方。而之前通泰洋行的外国专家来勘察时，却建议将厂址选在了卫河河西，这显然不靠谱，因为卫河河西一到下雨天就成泽国了，根本不适合建厂。因而，他们就在卫河南岸购得了183亩8分8厘的土地来作为厂址。
选好厂址之后，建厂和开工就提上了日程。1920年4月2日，华新公司卫辉纱厂召开成立大会，宣布聘请杨味云为经理兼书记，冯梅臣为工程总管，邓禹声为技师，王锡龄、金杰为工程筹办员，并正式成立了工程处。
（华新纱厂建厂时的老厂门）
1920年秋，厂房建设开了工。一幢木结构的主厂房，分隔了440间；另外还配套了锅炉房、引擎房、水塔、烟囱、发电机房等，此外还有办公厅、物料库、花沙栈、宿舍、工房、婴儿保育室、补习学校等。
建厂工程1921年9月11日竣工，首批1.2万枚纱锭1922年2月装毕试车成功，7月正式投产，二批1.2万锭仅一个半月就竣工了。1923年2月全部沙锭正式运转。
（建厂时遗留下来的塔）
耻于言商的理学家华丽转身为回报乡梓的实业家
王锡彤力主在卫辉设立纱厂，关键还在于他浓厚的乡梓情结。
王锡彤生于1866年，是河南省卫辉府汲县（今卫辉市）人。他的父亲王宝卿是县学附生，曾在汲县、延津、修武等地执事盐业。16岁时，父亲去世，他只得辍学赴修武盐店习业。光绪九年（1883年），18岁的王锡彤毅然结束了修武盐店的学徒生活，返回乡里，与李时灿共斋读书。后王锡彤文卷深得淇泉书院山长浙江人章子如的赏识，成了淇泉书院的高才生。19岁时以县试第一、府试第二、院试第三中秀才。曾赴开封大梁书院肄业，并多次参加乡试，但均落选，32岁时被选为拔贡，次年赴京朝考，注直隶州州判。
为王锡彤撰写年谱的童坤厚曾说，王锡彤“天性笃于孝友，为学初宗阳明、夏峰、船山，终乃以程朱为依归”。也有人说他“学宗伊洛，旁及阳明”。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理学家。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河南，形成了一个覆盖中州的理学圈子。这个圈子里主将就包括王锡彤和他的好友李时灿。36岁时他和李时灿创办经正精舍，切磋学问，指导生徒。他主讲的致用精舍等，讲《大学》融合朱子，讲论语沿朱子集注而归本程子，间采陆王。
正是因为深谙理学，王锡彤才耻于言利，耻于言商。以致于他40岁时，好友李时灿推荐他到河南禹州三峰矿务公司任经理，他写信大责李时灿说：“余16岁习商逃归读书，岂有20年后顿食前言再腼颜做商者？
矿方却异想天开，邀请他去任三峰实业学堂山长，并在聘函中夹带一句“并管理三峰矿务公司事宜”，还真把他骗了去。他后来还真当了矿务公司的经理，并显示出了杰出的才能和实干的精神，把半死不活的三峰矿务公司越来越有起色。后来，他又参与河南铁路、铁矿的创办，在河南人民收回矿权的斗争中，还被选为代表进京跟公司谈判。
1909年之后，王锡彤经朋友介绍成为袁世凯的幕僚，为袁世凯奔走于京津燕豫。尤其是武昌起义爆发后，为袁世凯的出山出谋划策，并在河南导演了一出“请愿共和不独立”的闹剧，帮助袁世凯登上民国大总统宝座。
在为袁世凯当幕僚的同时，他也与周学熙在京、津、唐、豫等地办实业。在京师自来水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天津华新纺织公司三大企业中，周学熙任总理，他担任协理。在周学熙两度出任财政总长期间，他还代理总理。他还是华新公司让善纱厂专务董事、兴华资本团主任董事、卫辉纱厂董事、棉业公会董事，开滦煤矿股东，地位十分显赫。
从一个耻于言利、耻于言商的理学家，华丽转身为近代河南屈指可数的著名实业家，开启了他的实业报国梦。也正是因其有如此显赫的实业界地位，才让其大力促成了回报乡梓创办卫辉纱厂。
（保存完好的建厂时的老建筑）
“卫厂办理不得人，负债至三百余万元”
卫辉纱厂成立后，便决定在建厂的同时，也要招收、培训工人，并边建设边开工，自1921年起至1923年循序纳入正规，产品质量均能达标。
尽管设备还没有完全运到，但在1921年3月份，卫辉纱厂即开始招工。他们在招工上采取了分化的办法，把两千多名童工分为工人（为数不多）、艺徒（即养成工）和徒工三个等级，分配到各个车间，由大工头、二工头和小工头层层控制。级别不同，待遇也不一样：徒工一般十二三岁，整天干活，厂房不管饭，每天只给六个小铜板，一年后再另行调整工资；艺徒一般十六岁到十八岁，厂方管饭，每月工资两角；工人的工资是徒工的十倍，起码每天是三角。少用工人，多用徒工、艺徒，成了厂方赚取利润的手段。
这些工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锭可出纱1磅，2.2万锭以16支纱为标准计算，每天可以纺纱52大包，每年300个工作日可产纱1.56万包；1930年之后通过增加工人等措施日产提高到58包~60包。由于严把质量和不断更新技术，卫辉纱厂的产品很受欢迎，尤其是20支以上的产品远销上海等地，纱厂的盈利水平逐渐上升。1925年的盈利甚至达到了54万元，创下了建厂以来的最高水平。
（华新纱厂遗留下来的老房子）
这种情形，王锡彤是已经预见到了的。纱厂正处于勃兴时期，这一带原料充足，销售也不愁，不挣钱是没有道理的。但千算万算，他都没有算到，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终止了这种盈利进程。这其中就有工人的罢工。
卫辉纱厂所招的艺徒们，不少被送往天津纱厂等地学技术，原以为学成归来可以涨工资，谁知道不但没有涨工资，他们连原有的每月二角钱也领不到了。愤怒之下，在1923年的5月份，他们罢工了12个小时，迫使工厂每人每月给五角钱的工资。
然而，这样的斗争并没有结束。1925年的11月和1927年的7月份，工人又发动了两次大罢工，分别提出了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等诸多要求，并在第二次罢工之后让厂房同意了“普增工资百分之五十”和“工作时间改为每日十一小时”等8个条件。但一个多月后，厂房悄悄从安阳请来白枪会来对付罢工的工人，次日又偷偷请来驻军对付白枪会，枪杀了数百人，包括很多无辜的工人，工人们要求厂方抚恤这些无辜死亡的工人。之后，工人的斗争就一直都没有停歇过。
工人罢工并要求赔偿损失、增加工资，加上军阀的混战，在1926年与1927年间，卫辉纱厂不断停工，从而导致王锡彤亏损了32万元，并欠下25万元的债务。为了化解危机，工厂董事会决定再向中国实业银行及华新银行贷款60万元。
工人不断的罢工和工厂出现了亏损，想必是王锡彤预料不到的。但查其1922年到1927年的日记，关于卫辉纱厂工人罢工的记载几乎没有。卫辉纱厂本来是他力主建设的，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或许对他而言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因而不愿提及也是大有可能的。从他在1926年到1927年不断提出辞去各个职务或可窥见一斑。
不过，从他的两则记载其他厂矿罢工的日记中，或可看出他对工人罢工的态度。一则为1922年10月22日的日记，记载开滦矿与启新公司的罢工。为了平息启新公司的罢工，他“连日奔走当涂，并致函省长请求维护。杨警厅长到唐山弹压数日，恩威并用，直至十一月十七日始行复工”。两次罢工损失都不小，他感叹说：“中国工艺未兴而工潮先闹，好出风头者实阶之厉。”
另一则为1934年3月30日的日记，提到唐山纱厂罢了工。他为此写道：“风雨飘摇之中，偏为同室之斗，虽传闻有外人背景，然中国人之无知识又何辞，为之忧悒……”
将维护权益的工人称之为“好出风头者”，也可见王锡彤对于工人罢工的态度了。不过，即便没有“好出风头者”，卫辉纱厂的日子也并不太好过。1934年，由于地方讼事和裁工风潮以及日纱的倾销，卫辉纱厂又亏损了12.3万元。为了保全工厂，纱厂又向中国银行借贷了40万元来度难关。通过精简机构、裁汰人员、增加工时等诸多举措，才在1936年实现转亏为盈，盈利达到了23.8万元；到1937年盈利增加到了37.2万元。
关于卫辉纱厂出现的情况，王锡彤在1931年5月的日记中一再反思：“卫厂办理不得人，负债至三百余万元，为痛论之，冀其另觅妥人”，“然细思之，余亦不能无过。盖当日再三谦让，不敢接任卫厂事”。
从实业家回归理学家
从事实业的数十年当中，王锡彤格外地勤奋。他要不停地参加各公司的办公会、董事会、股东会，还要深入实际了解各厂的生产运营或基建情况，直接参加与中外商的谈判。从他的历年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么一位精明和兢兢业业的企业家，是如何过着每一天的。
但他总有疲倦的那一天。1925年，王锡彤已经60岁了。这一年的11月19日，他从启新公司的协理开始，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陆续提出辞去诸多的职务。这些职务几乎都是一辞再辞，有的甚至达到了四辞，比如启新公司的协理职务。在各个辞职书中，都提到了他辞职的理由：“年老多病”或“年老力衰”，在随后的几年间，日记中经常出现看医生和吃药的记载。
1926年初，他才获得同意，先后辞去棉业公司董事、实业协会副会长、兴华资本团董事、华新纺织公司卫辉厂董事等职务；次年又辞去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协理之职，到了3月份，他不得已应邀任华新纺织公司唐山厂专务董事兼任管理。由于股东的信任，6月份，在该公司的股东会上又被选举为总理，他力辞不就，仅任了董事。
实际上，从1926年开始，王锡彤便基本上闭门谢客，一心一意地著书读书，基本上从一个实业家回归到理学家的旧路上来了。从他1926年及之后的历年日记中，记载的多是读书和著书的情形。到其1938年去世时，编撰印成了《清鉴前编》三册，《清鉴正编》完成康熙朝两册，雍正朝辑至十二年。根据其日记，整理排印成《抑斋自述》前六卷；另外还有《大学演》等著作和一批诗文，有其后代刊印成《抑斋诗文集》问世。
王锡彤从一名地地道道的理学家，华丽转身为一名企业家之后，还时时做着他的理学家的梦，刚开始以自己走上工商业者的道路为耻辱，继而为自己终日运作工商事务而深以为憾。这种复杂的心态，在他的日记中不时闪现。
事实上，到了老年时期王锡彤都不愿意人们把他看成是一个实业家，而他自己则以理学家而自居。他在自己撰写的《抑斋自述》之《浮生梦影》自序中说就明确地表达了这层意思。
虽然重新回归理学，但王锡彤并未与实业界绝缘。从其最后几年的日记来看，他还不时地托着老迈之身去开董事会。就在其去世的1938年，还在关心着卫辉纱厂的命运，诸如日记中说：“罗仰九表弟、段培初来自卫辉，述地面较平稳，惟纱厂无办法……”
1938年6月4日，73岁的王锡彤在家中去世。就在其去世的四个月前，日军侵占了卫辉纱厂，宣布改厂由钟纺株式会社与华新合办，然后由军方接管交给东洋纺绩株式会社。1942年才在中方股东的要求下发还工厂，进行双方合办。1944年，日军将纱厂四分之三的纱淀拆走以充军需；日本投降之后，卫辉纱厂被国民党军政部接收，他们将每日所生产的纱完全运走。经厂方极力交涉之后收回了管理权。
1947年国民党政府即将崩溃之时，王锡彤的长孙王懋洵将纱厂机器拆卸装箱分批运往无锡，遭到了工人的阻拦；1948年11月汲县即将解放前夕，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有觉悟的工人开始了护厂斗争。这样解放不久就后卫辉纱厂即恢复生产了。卫辉纱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发展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扩建了北厂，增锭到20万枚，成为职工近万人的大型企业，产品远销国外，年创利税1000多万元，对国家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建国后建设的华新礼堂）
或许，王锡彤在创建卫辉纱厂时根本就没有想到，卫辉纱厂在新中国有如此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