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马硕（MaximKorolkov）：《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中华帝国在东亚南部的建立》（TheImperialNetworkinAncientChina:TheFoundationofSiniticEmpireinSouthernEastAsia），劳特里奇出版社，2022年
[加]兰德（BrianLander）：《惟王受年：从农业起源到秦帝国的中国政治生态学》（TheKing’sHarvest:APoliticalEcologyofChinafromtheFirstFarmerstotheFirstEmpire），耶鲁大学出版社，2021年
[美]马瑞诗（RuthMostern）：《黄河：一部自然与非自然史》（TheYellowRiver:ANaturalandUnnaturalHistory），耶鲁大学出版社，2021年
[美]欧经朋（GarretPagenstecherOlberding）：《早期中国的疆界构设》（DesigningBoundariesinEarlyChina:TheCompositionofSovereignSpace），剑桥大学出版社，2021年
观点
《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中译本，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5月版
《惟王受年》中译本，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8月
史料与方法
其次，环境科学提供了第二批证据。由此，历史学家对空间更为敏感，可以用创新的、有时甚至是颇具颠覆性的方式重新审视历史。中国的环境研究方兴未艾，不过历史学家可以利用的研究成果已经在迅速增加。兰德，尤其是马瑞诗，将降水、温度、干旱和土壤侵蚀等环境数据与历史记录有效结合，以富有启发的方式重构了中国历史。另一方面，依靠源远流长、汗牛充栋的中国文字史料，这两位学者得以在环境史的整体领域做出重要贡献。正如马瑞诗所言，黄河是全世界最古老、史料最详备的河流，黄河的历史对全面理解河流水文社会系统意义深远。兰德的研究，可见秦政权的中央集权程度在前现代国家罕有其匹，国家控制农村生产的理论昭然若揭，农村的管控状况在出土文献中历历可考。兰德对秦政权的研究，为理解前现代农业社会的政治生态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环境史学者马克·赫塞（MarkHersey）和泰德·斯坦因贝格（TedSteinberg）有一句妙语，现在的环境史“火热正当时”。中国史的环境史研究还在起步，但必将成为未来几十年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增长领域。
地方机构与边疆
鉴于这种农业社会结构，有的专著讨论了地方与朝廷中枢之间的利益争夺和权力动态。在马瑞诗看来，黄土高原上的农耕聚落是黄河历史变迁的主要驱动力。在中国历史上的多个时期，国家或激励或施压，把中国式的农业迁民安置到横贯黄土高原的政治边界上。然而，这些农民为了生存和防御所做的地域性决策（如开垦草原、砍伐树木、修建城墙、供养驻军、驱逐牧民、塑造台塬），加剧了黄河平原的土壤侵蚀和洪水泛滥。一些朝廷官员虽早已认识到黄土高原的农耕活动与黄河平原的土壤侵蚀、泥沙迁移及洪水泛滥之间的联系（这一认识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的张戎[元始四年，公元前4年]），但他们未能说服朝廷改变帝国的政策，更遑论影响黄土高原当地的决策。当朝廷出于其他考量对黄土高原实施非军事化政策之际，当地居民便转向或回归到农牧兼营的生业模式（subsistencestrategies），环境影响温和得多。马瑞诗揭示了黄土高原上农民的地域性决策对朝廷、都城乃至整个帝国财政的巨大影响。同样，欧经朋的带状政治边界（对立的政权在此争夺地方社群的仪式性效忠）概念，也强调了地方社群的机构组织以及地方决策对整个国家的影响。由于资料限制，这种地方决策难以展开详述。欧经朋主要是用祭祀本地神灵的仪式记录与地方机构联系起来考量，而这些记录因国家权威的扩张而被中和或消除，国家权威有自己的仪式崇拜。
马硕大量使用了长江中游出土的行政文书，高度细致地描述了地方机构及其决策过程。依靠里耶秦简，马硕重建了迁陵县酉水流域“国家势力的空间布局”。在这片新征服且环境陌生的地区，秦国的控制力相当薄弱，该地区在文书登记的纳税人户也十分稀少。秦国必须有策略地规划县、乡、亭和邮等单位，以最低的成本，保障资源通道沿路的基本稳定。地方上的行政人员严重依赖外来劳动力（官吏、士卒和迁民），尤其依靠故地的人力资源，国家将当地民众与强制迁民进行社会融合，培养出新的帝国臣民。然而，当朝廷突然改变策略，将原本用于地方的劳役和物资调配到更要紧的事务时，地方官员往往会陷入无能为力的境地，有时不得不靠市场采购来满足国家的需要。故地出身的官吏对当地情况不太熟悉，加之朝廷的要求紧迫，地方上的做法有时并非最优解，例如迁陵县多在高地种植时人了解的粟米，少在低地种植产量更高的稻米。兰德、马瑞诗的著作描述了中国式农业模式推广至黄土高原的过程，其中也提及了朝廷的强制性政策，政策往往会忽视当地的实际环境状况。马硕还注意到，朝廷有时会索求与当地自然物产不符的奇物异贡。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国家对地方干预力度之大，同时也揭示了朝廷的期待与地方实际状况之间的脱节。
马硕以地方行政管理为主题，而欧经朋则着眼于古代的疆界观念，两者在行政制度与礼仪制度上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如上文所述，欧经朋并不是用围绕土地的军事分界线来界定政治主权，而是以民众的仪式性效忠、社祀的显灵以及对政治魅力的认同来界定。他在此借鉴了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剧场国家（theaterstate）的理论。在这种思路下，前现代国家的权力“从来没有完全支配，甚至没有彻底实现”，而是“一个复合体，一个由重叠、交织、有时相互冲突的权力构成的大杂烩”（180页）。因此，国家之间的边界是双方共同的利益区域，在这里，相邻的权力体系“以一种动态的方式相互渗透”，争相得人之效忠、营已之声威（98页）。欧经朋回顾了早期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边界上持续发生的违禁、入侵、渗透和复谈。马硕也描述了局势复杂、权力交错的南方边疆，但他的分析重在对安全稳定和资源获取的实用物质考量，对与国家权威相关的仪式性内容则鲜有涉及。这种忽略，恰恰是欧经朋敦请早期中国研究者应避免的“将国家权力彻底世俗化的诱惑”（181页）。不过，欧经朋也承认“政治权力的畛域……牢牢建立在仪式效忠、行政监管两大基础上”（180页）。无论是在理论或实践层面，马硕和欧经朋都没有明确阐述仪式与行政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在黄土高原上修建横贯广阔生态过渡带的军事防御工程（如长城），需要大量的政治投入，兰德、欧经朋、马瑞诗在各自的论述中，都强调了这一过程所展现的边疆的不同面向。三位学者都立足于狄宇宙（NicolaDiCosmo）的观点：长城是沿着进攻线修建的，而这条进攻线是征服了远在“中国”农业区以北的土地之后才有的（NicolaDiCosmo,AncientChinaandItsEnemies:TheRiseofNomadicPowerinEastAsianHistor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中译本《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兰德认为，划分草原和农耕区的所谓生态界限，实际上是“政治事件带来的人为产物”（128页）。在黄土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农牧混合的生业模式才是最合宜的。在实际生活中，周人、秦人和戎人都在狭窄的河谷中耕作、在山间放牧；蒙古的游牧帝国或是黄河流域的农业帝国，哪一边掌控了这块边界地带，这里的人们就向哪一边交税。边疆的这一状况，与欧经朋提出的“改旗易帜区”（azoneofshiftingallegiances）概念不谋而合。后者还补充道，军事分界线是“最明显的权力分界实体线”，而且确实起到了军事作用，但它“与国家的政治权力并无广泛联系”（180页）。匈奴游牧者在“荒原地带”的“无形”及其不可融通的文化异质，为“长城所象征的边界”注入了远超匈奴军事能力的文化和生态效应（132页）。
与之相异的是，在长时段的研究中，马瑞诗展示了中华国家时断时续但逐步深入地将生态过渡区改造为几近单一的中国式农业区的能力——这对环境造成了破坏。她写道，修建秦长城的“目的是在生态过渡区明确划定政权的边界”，“在长城以南地区划出一个农业集约化的区域”，这种农业与“根据天气、气候、地缘政治和政治经济的变化，随时南北移动的多重交错的生业模式”截然不同（89页）。兰德补充说，野生食草动物的季节性迁徙要穿过鄂尔多斯地区，长城的阻碍，会给它们带来灭顶之灾（179-180页）。秦至西汉，在这里新设郡县行政、建起边防工事、迁来垦殖农民，原住人口要么迁移要么适应新文化，诸多条件支持着长城。而东汉朝廷放弃了屯田迁民，将土地赐给匈奴牧民，此后环境得到了恢复。直至明朝初年，鄂尔多斯仍是民族交糅、文化混杂的边疆地区（188页）。明朝的边防政策（新长城是其中一环）虽最终未能持续，却成功地“实现了鄂尔多斯的民族同一，首度纯以中国政治与文化统治此地，以农为首业”（191页）。农民是中国政治生态学的基础（借用兰德的概念），重塑生态过渡区的环境，以此宣示对这片领土的政治主权，这一手段远比军事或防御措施更为成功，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
